2015年8月21日，汪东兴在北京305医院走完了他百年的人生。追悼仪式简朴，没有华丽的音乐与花圈，只有亲人、老友和一些熟悉的人前来送别。作为曾在中南海工作多年的重要人物，汪东兴在晚年却选择了低调而宁静的生活。他的生活方式与人们通常想象的“老领导”大相径庭。

汪东兴与妻子在西单附近的一处胡同中共同生活，院子里有一棵茂密的梧桐树，夏天成为了他们乘凉的好去处。他的日常活动简单而有规律，主要包括读书、看报、练习书法，以及在院子里散步。平时家中大门很少打开，常来拜访的只有老友如杨银禄和闫长贵，而外界的采访和出版邀请他一般都拒绝。有时有人提及中南海的往事，他则直言：“写了就是得罪活人，也得罪死人，以后没脸再见主席了。”这句话不仅反映了他的性格，也体现了他对于历史和责任的深刻认识。

尽管汪东兴与外界保持距离，但对家乡的人却始终热情。他曾在退休后回到江西弋阳料理姐姐的后事，协助处理家中事务，并关注家乡工厂的情况及乡亲们的生活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家乡文史工作者上门请教党史时，他不仅接待了他们，且耐心回答问题。在他面前，这些人往往显得拘谨，而汪东兴则宽容地表示：“有什么不清楚的，尽管问。”这样的平易近人，显得十分难得。

然而，当谈到社会风气时，汪东兴的态度明显严厉。他的家人透露，尽管他对改革开放后社会的变化心存成见，但这种不满并不针对经济发展，而是对人际关系的变更感到困惑。他曾评价道：“时代退步了，人都钻到了钱眼里去。”这种看法是典型的老革命干部的思维，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。对于纪律、平等与集体精神的重视，使他对金钱崇拜和复杂的人际关系感到不适，尽管这种看法未必能概括整个社会的状况，仍然反映了他个人的价值观。

有一个小故事常被家人提起：汪东兴后期不太愿意去公园散步，即使他可凭身份免费入园，但他的警卫员却需购票。他觉得这让来陪同的工作人员受到差别待遇，与“人人平等”的原则相悖。这虽是小事，却体现了他的处事原则：重视规则，也顾及他人的面子。

这种性格在他的革命经历中早已萌芽。1947年春，他被调至毛泽东身边担任警卫工作，后来参与了延安中央机关的撤离行动，并负责多项后勤及协调工作。汪东兴不仅确保毛泽东的安全，外出接待及日常事务的处理也都离不开他的参与。在特殊时期，他曾承担与相关人员的联络任务，这让他在毛泽东身边建立了深厚的信任。

虽然毛泽东对他有信任，也少不了批评。汪东兴热爱读书，但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并非总如人意。上世纪五十年代末，他按照毛泽东的安排到江西进行劳动锻炼，1960年再次回到毛泽东身边。对于这些经历，汪东兴并未表现出怨言，他认为接受批评是工作的一部分，执行上级命令是自己的责任。毛泽东逝世后，他仍坚持在毛主席的誕辰和忌日前往纪念堂，几乎从未缺席。

1980年，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期间，汪东兴主动辞去了领导职务，离开了多年工作的中南海。此后，他鲜少谈及个人得失，虽然看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社会和经济变化，仍因社会风气变化而保留了自己的看法。这些看法虽不尽完美，却与他的人生经历、信念和所处的时代紧密相关。对汪东兴而言，退休并不意味着放弃原则，而是将这些原则静静地融入了他的胡同生活、梧桐间的影子和读过的每一篇报纸中。